康子冉

　　近日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《金融研究》期刊撰文，就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助问题表达其观点，他指出，应对系统性危机，政府还是应该及时参与救助，但同时也需要防止道德风险。

　　这篇以央行行长周小川署名的长篇文章《金融危机中关于救助问题的争论》中，阐述、总结了当前政府部门救助金融机构思路、存款保险制度改革、金融税领域的实施原则，以及央行干预、对冲外汇占款措施的宏观效果等问题。

　　政府救助应防止道德风险

　　周小川表示，总体而言过去中国基于一些特殊情况比较倾向于救助。首先因为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，意味着金融业出现了问题就必须救，否则意味着集体的失灵甚至死亡；第二，中国是转轨经济，金融机构承担了政策性、半政策性或者体制性的任务，因为金融机构有问题很难说清楚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，如果不救也是不负责任的；第三，中国改革过程中特别强调社会稳定，如果出了问题不救，容易影响社会稳定。

　　文章指出，救助应从发展的角度看，也要结合金融业改革发展的状况做进一步考虑，权衡点也应该逐步有所变化。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必要的取舍、协调，取得平衡，尽可能减少道德风险。

　　对于政府参与救助的资金来源问题，周小川认为，一个来源是纳税人的钱，一个是私人部门的救助，而更多情况是采取公共部门和私人分摊的办法。

　　他认为，从经济角度而言，为了防范危机以及危机的蔓延，必要时即便用纳税人的钱来进行救助也是应该的，最终纳税人的钱还是花在了公共利益上。

　　特别是对于此前一度热议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救助形式，周小川认为，存款保险机制实际上是向银行客户征收的一种税。依靠此制度解决类似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，可能需要大幅度增加存款保险的力度费率。

　　但他也指出，即便如此，存款保险制度也只针对稀有存款的金融机构，而现代金融市场主要靠资本市场融资的情况下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以及影子银行的大量出现，使得不能仅依靠存款保险制度，因此，银行也要借助“自保”和“生前遗嘱”的方式，即金融机构事先准备好应对机制。

　　中国不存在货币“超发”

　　周小川文章指出，为了救助采取一些权宜之计是必要的，至少避免了危机扩散、深化，又减轻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扩张带来的压力，避免经济马上出现通货膨胀，为经济复苏争取时间。之后也可以逐步“退出”市场，通过出售持有的资产，收缩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，降低中央银行负债，真正收回过去投放的流动性。

　　对于此前中国央行对外汇储备大幅增长，采取的对冲和基础货币投放，周小川指出，从货币投放数量看，每年按照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的需求，基本上按照预先设计的、相对稳定的速度投放基础货币，最终做到了基本上没有多印、多投放票子，避免了出现大幅度的通货膨胀。

　　他也指出，这并不意味着显示经济就没有通货膨胀了，物价上涨有各种复杂的原因。此外，对冲过程本身也受到了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，比如在时机、数量上会受到一些干扰，从而暂时没有实现100%的对冲。而且，还要考虑经济增长对货币投放增加的需要。因此，也没有必要100%对冲，平均而言对冲85%~90%左右可能就足够了。

　　周小川认为，因为对冲操作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确实扩大了，但中国外汇储备不会无休止地增长，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已经过了顶峰，会在今后不断降低到一个合理的水平。外汇占款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会很好的匹配起来，从而消除因外汇占款而可能导致的长期通货膨胀压力。

　　对于中央银行参与救助导致资产负债表扩张的过程，周小川文章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，一是需要考虑由于救助而投放的过多的流动性，造成的通货膨胀；二是要着眼于动态长期的调整，既要克服危机，推动经济复苏，又要考虑消除长期通货膨胀压力，在未来中长期内实现基础货币投放与经济增长相互匹配，保持总量上的均衡。